这个宫妃就是大名鼎鼎的长孙皇后,魏郑公谏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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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皇后,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后之一,唐太宗李世民一生的挚爱。与贞观群臣一起辅佐唐太宗成就了贞观之治。皇后去世后,太宗哀伤不已,建层观远眺昭陵,并亲自抚养皇后留下的幼子幼女(晋王李治和晋阳公主),太宗崩,与皇后同葬一穴,开创帝后合穴先例。长孙皇后——唐太宗一生的挚爱上苑桃花朝日明,兰闺艳妾动春情。井上新桃偷面色,檐边嫩柳学身轻。花中来去看舞蝶,树上长短听啼莺。林下何须远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此诗名曰[春游曲],诗中人是一位宫妃,在春日桃花红艳盛开之时,她翩翩穿行于桃柳、花丛之中,看蝶听莺。她骄傲的认为,桃花之所以红艳是因为“偷”得了她的“面色”;嫩柳之所以翩然是“学”得了她的“腰身”。她自负的认为,无须说出名姓,世人也晓她是谁,因为她的出众风流已是远播中外,有口皆碑。——务须多言,这是一个得宠的宫妃在晒幸福,晒尊宠,她是那般的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不可一世!那么这个宫妃是何人,她到底得到了何等的尊宠才能写出这般张

唐太宗李世民

扬的诗句?这个宫妃就是大名鼎鼎的长孙皇后!她是一个贤后,一个著名的贤后,却也因为她的贤名太出众,世人渐渐忘记了她是贤后的同时更是一个幸福的女人,是一个三千宠爱在一身的皇后!一切还是从长孙皇后的离世说起吧!贞观十年六月,长孙皇后病逝,太宗依据爱妻因山为陵的遗言,将其埋葬在九嵕山,皇后入葬元宫后,太宗做了两件前所未有之事:他在元宫外的栈道上修建了起舍,命宫人居住其中,如侍奉活人一般侍奉皇后(《唐会要•陵议》)——这种对已逝之人却供养如生的例子极其少见,几乎为太宗首创。可见在太宗心里,长孙皇后永远是活着的。他又在宫中建起了层观,终日眺望昭陵,史书是这样记载的:“文德皇后既葬,帝念后不已,即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孰视曰:“臣眊昏,不能见。”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为陛下望献陵,若昭陵,臣固见之。”帝泣,为毁观——[望陵毁观]的故事相信熟悉历史的人都有所耳闻。这个故事既反衬出太宗对长孙皇后刻骨铭心的追恋之情
,又反衬出太宗追恋爱妻的行为是违背礼教传统的!在那个以孝为先,“夫不祭妻”的时代里,太宗如此张扬的思妻念妻被人嘲弄讥讽也是理所当然了。其实太宗作为封建帝王,对此规则不可能不知,但他还是毫不避讳作层观,望昭陵,还拉着大臣一起来怀念。如果不是用情太深,情难自己,又怎么会明知故犯呢?
在魏征的劝讽下,层观最终拆除了。但太宗对爱妻的思念却越发汹涌难自控,已至于他在一次回诏中,公然向大臣诉说起了自己丧偶之后的悲苦心情——“顷年以来祸衅既极,又缺嘉偶,荼毒未几,悲伤继及。凡在生灵,孰胜哀痛,岁序屡迁,触目摧感。自尔以来,心虑恍惚,当食忘味,中宵废寝”。真可谓‘一字一血泪’,看后令人不免唏嘘。
也因为对皇后思念不已,唐太宗又做了一件旷古绝今之事——亲自抚养了长孙皇后的幼女晋阳公主和幼子李治。为什么要留他们在身边亲自抚养,《唐会要》中是这样记载的:“晋王以文德皇后最少子,于后崩后累年,太宗怜之,不令出阁。”这同时可以在《新唐书.晋阳公主传》中的得到复证。太宗亲自抚养幼子幼女的用意已经很明显了——因为爱宠其母
,所以亲养其子,并以子思母,借此来慰籍自己苦闷和空虚心灵,不过这种慰籍法,只能是举杯消愁愁更愁,也因为太宗的这种心情,即使在长孙皇后去世后,后宫依旧多年无子嗣。
贞观14年,长孙皇后的二子李泰与兄争夺太子之位,为了讨好其父,这位皇子在洛阳大兴土木,修建了伊阙佛龛,为母亲追福。这时长孙皇后已经过逝五年多了,遥想隋炀帝谋嫡时,不顾悍母在侧,公然贿赂讨好父亲的宠姬宣华夫人,而李泰谋嫡却是抬出了已过世多年的母亲讨好父亲。这足以充分说明李世民对他的爱妻是多么痴心长情,不仅没有人走茶凉,她的子女在她身后仍因为父亲对母亲的深爱而备受呵护,而嫡子们对母亲的态度甚至能影响太宗对他们的宠爱度。
即使到了贞观后期,江南才女徐惠渐得君宠的情况下,李世民却还要留已成为太子的李治在身边,为此大臣们在贞观18年和贞观20年两度上书,要求皇帝放太子回东宫,最后双方妥协,太子李治15

“太宗移旧阁”一事记载于《魏郑公谏录》卷五,由于此事与太宗的望陵毁观颇有些瓜葛,因此,不少网友对此很感兴趣,讨论很多,也引起了我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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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郑公谏录

关于太宗移旧阁,大家相关的讨论已经很多了,我就不再全面分析了,只是就该事件的发生时间问题简单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虽然很繁琐,但还是需要引用一下《魏郑公谏录》卷五“太宗移旧阁”的全文:

太宗谓侍臣曰:“我疹病,移一旧阁,伊乃谤我作望陵台,公等须为我鞫问取。”谓杨师道曰:“卿道姜行本作处,用十车铜,闻谁道。”师道奏曰:“魏徵道。”太宗问公曰:“何以生此?”公不应。太宗再三问,对曰:“道十车铜,是谏争语。臣若道姓名,某即是讪谤,必不益圣德。”太宗曰:“我有事,皆向卿道,今卿乃为在下,不向朕道,是朕尽心向卿,卿不尽心向朕也。”

因令御史引出鞫问之,乃谓治书侍御史杜正伦曰:“朕于天下亦是有功,每至祠祭,虽不亲行,常心怀悚惧。魏徵于朕,非义从府臣,朕于罪人之中擢与富贵,得朕借问,遂有所隐。朕事天即能畏敬,魏徵即事,便不尽心。昔萧何有大功于汉家,祗为请上林地,汉高祖尚系械之,计魏徵勋庸,岂得与萧何为等,朕为其能谏争,遂宠遇至此,乃恃宠自骄。朕昔问房玄龄事,答云‘不知’,徵当即奏称:‘岂有人臣报主得有所隐’。朕今借问,便不尽心。遣御史推问,乃负气作如此行步,若朕儿能谏争,还作此骄慢,亦须扑杀。朕到伊上,岂有顾惜,看伊意况,似国家不得伊时即不得理。古来帝王,未有魏徵,亦得为化,在朕今日,何藉魏徵。”敕杜正伦速按问。

公附奏称:“此阁初移,臣等面奉敕旨,本为避湿,所造不多。但众庶无知,或有谤议,臣初闻望陵台名,即欲内奏,仍共杨师道平章云:‘此名必是浪语,若出合名,百姓自然不惑’。师道语臣:‘有便即奏至尊,听其与说。’不愿即显姓名,非是欲私其人,故隐不道。陛下深居九重,细事不可亲见;臣作股肱耳目,非问无由得知。臣数日前见少府监官某乙,问访比来作司事务多少,云:‘更无造作,事亦不多,但北门造阁处,须钉鍱甚急,恐少,便须市’。供作司唯恐阙乏获罪,臣即语云:‘移一旧阁费用几何’?报臣云:‘虽是旧事料理,钉鍱须十车五车。’臣即向师道说:‘前日面奉进止,所造盖亦不多,役人又是丁匠,何因人有此语?’师道共臣平章:只是至尊每事存养,无所造作,人见小小事,即以为多。百姓不可家至户说,那可彰其言语。”遂释不问。

太宗御百福殿,公奉谢,太宗令韦挺谓之曰:“卿罪重于千钧,朕任卿使卿,逾于管仲,自近代已来,君臣相得,未似今日。昨问卿事,遂隐不言,朕今思量深可怪恨,向若遂即不道,终不与卿相见。欲论十年任使,一朝遂失,朕意可不惜邪。赖卿出外列其姓名,朕录卿忠诚,所以不责。”公对曰:“臣本九泉下人,蒙陛下拔擢,职在枢近,已经十年,情有所守。昨日遂被闻奏,罪合万死。陛下平一海内,爱养生人,天授明德,情存至化,军国机务,皆出圣躬,臣承受不暇,有何功绩。昨日若死,今日无由奉见圣颜。”

关于太宗移旧阁的发生时间问题,网友此前已经有过精彩的讨论,主要是根据“职在枢近,已经十年”一语,“枢近”指皇帝身边的枢要职位,根据唐代相关史料的对“枢近”的使用,该词在唐代意指宰相,而魏征于贞观三年二月“守秘书监,参预朝政”,进入宰相行列,向后推算十年,则移旧阁大致发生于贞观十二年至贞观十三年之间。

以上分析可以说是比较有道理的。但是,我认为,除了从“职在枢近,已经十年”这一角度分析外,还有另外一种分析思路,那就是通过文中提及的几位官员的履历、相关地点及移旧阁的原因等,综合判断移旧阁的发生时间。下面我就简单分析一下。

第一,通过文中提及的杨师道、姜行本的履历,结合他们在移旧阁事件中的言行表现,判断太宗移旧阁发生时间的上下限。

先看太宗移旧阁事件的时间上限。

关于移旧阁的时间上限,我根据杨师道的履历进行了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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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师道

从文中看,杨师道当时已经取得了与魏征等人共商朝政的资格,亦即当时杨师道已经是宰相了,“仍共杨师道平章”、“师道共臣平章”等语均为明证。而查《资治通鉴》,贞观十年六月壬申,“太常卿杨师道为侍中”,此前杨师道仅为太常卿,掌管礼乐和祭祀之类的事情,根本无权过问北门营造之事,担任侍中、成为宰相后,才有权过问此事,而且杨师道担任侍中,为门下省长官,而魏征“为特进,仍知门下事”,因此,杨师道与魏征共同讨论此事,符合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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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

据此,我认为,太宗移旧阁事件的时间上限,是贞观十年六月壬申。

再看太宗移旧阁事件的时间下限。

关于移旧阁的时间下限,我根据姜行本的履历进行了判断。

文中提到“姜行本作处,用十车铜”,可见,姜行本当时负责移旧阁的相关营造事宜,而查《新唐书》列传16姜行本传,姜行本贞观前期的履历情况如下:

贞观中,为将作少匠(旧唐书作“将作大匠”),……迁宣威将军,太宗选趫才,……号曰“飞骑”,每出幸,即以从,拜行本左屯卫将军,分典之。

可见,姜行本在贞观年间,先是担任将作少匠,期间被授予宣威将军的散阶,在太宗设立“飞骑”后,姜行本被任命为左屯卫将军,分典飞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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