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梵志的诗更屡屡提及要重视教育孩子读书,传统社会的家庭教化包括家风、家训、家法

1.家教为本、激励上进的指导思想强调对少儿进行早期教育,是我国古代得出的宝贵教育经验。它既不是当代才出现的一种教育主张,也不是外国人所创造。早在距今两千年前的春秋时期,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在总结教育经验时就得出过“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精辟理论。重视对少儿进行早期教育的思想至不仅得到继承,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太公家教》是唐宋时期民间流行的童蒙读物,全文共一百二十五行,每行十八九字至二十四五字不等,浅显通俗,作者不详。此文把教育子女比作耕田。在封建社会,耕田称为务本,说明唐人把教育子女和垦田耕作都被视为一切事业的根本。用“良田不耕,损人功力”来比喻“养子不教,费人衣食”。甚至警告父母们说:“养男不教,为人养奴;养女不教,不如养狗”。《家教》还进一步阐明了不学的害处:“人生不学,费其言语”“人生不学,言不成章”“慈父不爱无力之子,只爱有力之奴”。用这种方式来励子勤学,使其不敢懈怠。“勤是无价之宝,学是明月神珠”,进而强调“勤学之人,必居官职”。其高超的劝学艺术由此可见一斑
。提倡早期教育的主张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与实践,作父母的想培养子女成材,往往都从幼童时期抓起,甚至从胎教作起。这一时期的胎教走上了与医学相结合的道路,为一大创举。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在其著作《千金要方》里专门讲胎教和养胎问题。他总结了西周以来的胎教经验,提出了一些基本的胎教方法,如“口诵诗书,古今箴言”“弹琴瑟”“调心神,和情性”等。《千金要方》由医学家根据临床实践,从胎儿生长发育的角度来研究胎教,开创了我国古代胎教的新天地。同时也说明重视早期教育、注意教化子女已成为唐人的共识。
2.以身示范、
注重方法的教育策略从教育学和儿童心理学角度来看,母亲是儿童人生的第一任老师,其言行品德、知识教养对孩子的熏陶极大,足可以作为孩子的典范。如唐武宗时尚书李景让的母亲郑氏以自己的言传身教来培养三个幼子成材的事迹就非常典型:“李尚书景让少孤,母夫人性严明。居东都。诸子尚幼,家贫无资。训励诸子,言动以礼。时霖雨久,宅墙夜溃,童仆修筑,忽见一船槽,实之以钱。婢仆等来告,夫人谓童仆曰‘吾闻不勤而获,犹为之灾;士子所慎者,非常之得也。若天实以先君余庆,悯及未亡人,当令诸孤学问成立,他日为俸钱入吾门,此未敢取。’乃令闭如故。”从以上记述可以看出,一位陷入贫穷的寡母在抚育三个孤儿、生计无着之际,面对如此巨大的一笔意外之财竟毫不动心,她所追求的是诸子“学问成立”,这一举动对其子真善美心灵的塑造有着深远的影响。日后,三子果皆进士擢第,位至方镇,以“清白”著称于世。因而在教育子女问题上,没有比以身示范、以身说教更有说服力和震撼力的。这种教育方法远远胜过空洞的说教。史载郑浣一直以“俭素自居,一次召集外甥、子侄辈在一起吃饭,一孙吃馒头时竟然剥掉馒头皮。郑浣一见,大为恼怒,非常生气地对孙子说:‘馒头皮与里面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要剥了皮再吃?我常对浮华不实的坏风气不满,憎恶奢侈骄气,希望能够恢复淳朴作风、敦厚风俗’。边说边索要被扔的馒头皮,郑孙一时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办才好,只好捡起馒头皮,放在食器里,递给郑浣。郑浣接过来,当着大家的面全部吃掉。”郑浣严厉批评摆阔浪费现象,教育子女怜农惜物、注重节俭的行为,在浪费现象、摆阔作风比较严重的今天,仍值得提倡和学习。
3.勤奋治学、珍惜光阴的教育内容儿童期主要是养成教育,同时是培养品格意志、开发创造想像的最佳时期。儿童的记忆力是人一生中最好的时期,如能在发蒙期打下基础,则一生受益无穷。因而,唐人非常注重对少儿的早期教育,督促子女珍惜光阴,勤学苦读。有文化的士子们自不待言,即使一些没有文化之人,在自己不能实现读书愿望的情况下,也把读书成材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从而形成了万众向学的大环境。如唐代农书《四时纂要》就明确规定正月里要“命童子入学”。王梵志的诗更屡屡提及要重视教育孩子读书:“养子莫徒使,先教勤读书。一朝乘驷马,还得似相如。”王梵志强调知识的价值和学习的重要性,而其出发点则是获取高官厚禄。同样卢肇的《嘲小儿》也用明快的语言教育儿童珍惜宝贵的年华:“贪生只爱眼前珍,不觉风光度岁频。昨日见来骑竹马,今朝早是有年人。”齐己的《寄勉二三子》则是教诫儿子时间不能闲过:“不见二三子,悠然吴楚间。尽应生白发,几个在青山。瑕日还宜爱,余生莫放闲,君闻《国风》否,千载咏关关。”《太公家教》更是强调儿童必须趁幼年时期学习:“人生不学,言不成章。小儿学者,如日出之光;长而学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学者,如日暮之光;老而不学,冥冥如夜。”简单的几句话就说明了早教比晚教好,体现了唐人要求子女勤奋治学、珍惜光阴的教育思想以及书中取富贵的社会心态。即使在遥远的新疆也流传着这类教子诗:“小子读书不用心,不知书中有黄金。早知书中黄金贵,高照明灯念五更。”
总之,唐代的家庭教育是非常发达的,唐代的早期教育思想是丰富多彩的。早期教育是孩子智力开发和知识才能、行为品格形成的真正基础教育,可以为儿童以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提供一个较高的起点。整个唐代,人才辈出的事实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先生说过:“倘有人作一个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为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晚辈后学,才疏学浅,无此功力,本文仅就大唐盛世一代的早期教育作一粗线条的勾勒和描绘,以期对今天的早期教育提供某些借鉴。

内容摘要:唐代是中古士族社会由盛而衰的关键时期,士族名门的家风、家训和家法对新旧士族的兴衰有着重要意义。”显然,传统社会的家庭教化包括家风、家训、家法,它们在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不仅关乎家庭之兴衰,也影响着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家训内容与家风、家法的形成唐代家训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开启了中国古代“诗书传家”的文化传统。家风、家训和家学决定子弟的学风与成败家风、家训和家学就是现在经常讲的家庭教育环境,对儿童成长的影响至关重要。如果世家大族家教不严、家风不正、家训不良,就很容易衰落,所以家风、家训、家教和家法无疑是维护士族门第的重要手段,客观上也为教化社会、繁荣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
文:高山流水 编:一缕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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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都非常重视家教。唐太宗可谓帝王之典范,太宗改进太子教育的措施有两条:第一,“尝令太子居寝殿之侧”,以便朝夕相见,频加教导。同时改变了教学方法,过去经师充任太子侍讲,多从抽象的经义出发,讲的是经书的内容;方法是照本宣科。唐太宗改变了这种教条的教学方法,采用经义结合民间利病之事进行君道教育。采取“遇物必有诲谕”的生动教学法。如见李治乘船时,借喻了舟与水,君与民相依相存的道理。第二:通过书面总结自己的统治经验进行教育,谆谆善诱李治,要他知行合一,善始善终。要李治必须居安思危,小心谨慎。“战战兢兢,若临深而驭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终”。

关键词:家训;家法;家风;家教;名门;忠孝;书法家;诗书;谦让;礼法

中国古代长期处于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那时的家庭既是全家人共同生活的组织,也是一个从事生产的单位。因此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都把“家”视为社会的基层组织,认为“天下之本在家”〈荀悦《中鉴·政体》〉,并有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他们认为:“齐家”就是要家长首先按照封建的伦理标准,修养自己的身心,然后以身作则教育全家人。只要一家人教育好了,推而广之,便可影响一方、一国,从而实现“治国”、“天下平”的政治理想。古人为“齐家”、“治家”、“家教”而写的大量著作,都是为了籍以教育子孙为人处世之道,进而求得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实际上,即使在现代齐家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
中国古代有许多“家训”、“家范”、“家教”等关于家庭教育方面的书。最早见于《三国志·邴原传》裴松之注。杜恕著《家训》而此书已失。现存最早的是北齐颜子推的《颜氏家训》。它流传最广、最久。被誉为家教之祖,“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王三聘《古今事物考》二),用以教子治家。
《新唐书·房玄龄传》称房“治家有度……,乃集古今家训、书为屏风,令诸子各取一具。”可见唐代这类著作已有许多,宋代司马光著《家范》,以儒家经典论证治国之本在于齐家的道理,并广辑历代人物的史事作为“轨范”、“仪型”,具体阐述各项道德准则和治家方法。
“家训”、“家教”一类著作,明清最多。清初,朱柏庐著的《治家格言》,世称《朱子家训》,它以程、朱理学为本,阐述封建道德观念。主张知行并进,劝人治家勤俭,安分守己。它在清代影响最大,几乎成为一本家庭教育教科书。“家训”、“家教”这类著作,对子女的教育从封建宗法制度出发,重男轻女,内容多,以儒家经典为主,多用死记硬背的方法培植子女成为封建社会的忠臣孝子、贤妻良母,这是封建社会的糟粕,但它重视子女的家庭教育,有许多思想、观点还是可取的,比如:
1、认为对子女的教育应始自“正本”与“胎教”。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和“同姓不婚,恶不殖也”(《国语•晋语》)的记载。这种注意选择配偶以“正本”的思想,证明当时已经总结出近亲结婚,不利于繁衍后代的道理。
文王的母亲和后来孟子的母亲在怀孕期间都注意对胎儿实行胎教。《列女传》、《大戴礼记•保傅》、《贾谊新书•胎教》等书
均有记载。其后随着医学的发展,逐步形成“外象内感”说的胎教理论。陈自明《妇人大令良方•胎教门类》。“正本”与“胎教”是中国古代的优生思想。
2、认为教育儿童应尽早,为“赤子”时就该开始,理由是:“心未疑而先教谕,则化易成也”;“少成若性,习惯之为常。《大戴礼记•包傅》”。他们抓一个早字,强调早期教育,是有道理的。
3、认为应重视周围环境、人事的影响。古人为子孙“选左右”、“择邻处”的事很多。认为环境对人所行的是“无言之教”,所起的是“潜移默化”作用。儿童在一个良好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中会不知不觉地变化,这个“随遇而化”的效果,是比较巩固的。
4、认为对孩子要既知爱,也知教。“爱而不教”必沦于“不肖”;“非他人败之也,母败之也”。名曰爱之,其实害之的历史教训实在不少。
5、认为教子须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应有正道。古人认为:为子孙“广置田庐”而不如“教之以义方”。西汉太子太傅疏广,要子孙在生活上“与凡人齐”依靠自己,“勤力以供衣食”,反对“喻之以利,遗之以物”(《左传•隐公三年》、《汉书•疏广传》)。
6、认为教育子女不能操之过急,应“量资循序”。既要考虑(量)儿童的“资”,又要按照(循)事物的“序”,把“因材”与“循序”结合起来施教,才能“优而游之,使自得之”,否则必致“欲速则不达”(崔学古《幼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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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是中古士族社会由盛而衰的关键时期,士族名门的家风、家训和家法对新旧士族的兴衰有着重要意义。唐朝宰相崔祐甫云:“能君之德,靖人于教化,教化之兴,始于家庭,延于邦国,事之体大。”显然,传统社会的家庭教化包括家风、家训、家法,它们在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不仅关乎家庭之兴衰,也影响着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

  家训、家风、家法与士族的兴衰

  陈寅恪先生认为所谓士族“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魏晋隋唐时期,士族之家普遍重视家风、家训、礼法和家法,注重传承家学教育子弟,逐步形成所谓“雅有家风,政事规为”的名门士族(《授大理卿李坰黔中宣慰使制》)。“家法备,然后可以言养人”(《新唐书·柳公绰传》),成为社会共识。颜之推在开皇末作《颜氏家训》,开启世家大族重视编撰家训的风气。唐代士人编撰家训的风气很盛,如王方庆作《王氏训诫》,柳玭作《戒子孙》等,唐太宗作《帝范》也可视作帝王之家的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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