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直奉战争,另类战争

北洋大时代道德篇:清能有容,仁能善断,明不伤察,直不过矫,是谓蜜饯不甜,海味不咸,才是懿德。

内容摘要:北洋时期军阀割据,国家出现“五代”式分裂局面。为结束分裂,皖、直两系军阀在控制中央政权期间极力推进武力统一,先后发动多次旨在建立统一国家的战争,均归失败。从军事立场观察,直、皖军阀从事的战争十分“另类”:参战各方的战争指导思想与作战方式多不符合现代军事学的理论与普遍实践;战争基本是在双方有生力量并未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就“决出胜负”;飞机、大炮等现代武器在战场上作用受限;更有甚者,号称现代战争,但真枪实弹的“武斗”并不激烈,战争持续时间及空间范围均十分有限,参战各方似更乐于“文斗”,但“文斗”内容却高度同质化,难以让人明白究竟为何而战。以如此“另类”的战争手段寻求国家“统一”,无异南辕北辙。

在北洋史上,北洋军阀虽然好战,但是也怠战。直系和皖系作为北洋军阀嫡系一脉,在执掌中枢期间,均极力推进武力南征,先后发动多次旨在定鼎天下的战争,不过均归失败。从军事立场观察,直、皖军阀之间的战争十分“另类”:战争基本是在双方有生力量,并未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就“决出胜负”。飞机、大炮等现代武器在战场上作用受限;不下狠手,真枪实弹的“武力战斗”并不激烈,战争持续的时间及空间范围,均十分有限,参战各方似更乐于“文斗”,但文字战争内容却高度同质化,难以让人明白究竟为何而战。直、皖两系军阀战争中不可思议的“另类”战场表现,与参战各方对战争的理解,及所采取的作战方式有关。

关键词:北洋时期;直皖军阀;武力统一;“另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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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军阀间的战争,不带有你死我活的性质。不同军阀之间不少主张分歧,并非不可调和。另外,军阀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也使战争性质的判断变得复杂。北洋军阀看似团体众多,但追溯不过两代,便大多同宗,一些军阀彼此是同学,有共同的师承关系,一些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军阀,是同乡甚至邻居。如直皖战争中皖系军阀参战的一师即为冯国璋原来带往京畿的卫队,所以在抵前线以后即宣告中立,而“边防军”中不少官兵与直军将士“非姻即故,相率表示不战”,“谓如欲该军作战,除非将军官另换一班”。两次直奉战争,直奉军阀貌似势不两立,但张作霖与曹锟是儿女亲家,战前张作霖还专门提及这层关系。

  内容提要:北洋时期军阀割据,国家出现“五代”式分裂局面。为结束分裂,皖、直两系军阀在控制中央政权期间极力推进武力统一,先后发动多次旨在建立统一国家的战争,均归失败。从军事立场观察,直、皖军阀从事的战争十分“另类”:参战各方的战争指导思想与作战方式多不符合现代军事学的理论与普遍实践;战争基本是在双方有生力量并未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就“决出胜负”;飞机、大炮等现代武器在战场上作用受限;更有甚者,号称现代战争,但真枪实弹的“武斗”并不激烈,战争持续时间及空间范围均十分有限,参战各方似更乐于“文斗”,但“文斗”内容却高度同质化,难以让人明白究竟为何而战。以如此“另类”的战争手段寻求国家“统一”,无异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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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北洋时期;直皖军阀;武力统一;“另类战争”

在这种背景下自然会怠战,而且不会下狠手。交战双方错综复杂的关系,使战争的目的性变得模糊。到战场上,究竟为何而战,一些参战军阀自己也说不明白。民国九年,直皖战争打响,段军第一路将领曲同丰誓师时,困于无词可措,仅对兵士曰:“这次战争,名义上是说不出来的。不过我们不打过去,人家就打过来。”又对官佐说:“这回的打仗,是我们受过军校军事教育者,同那没有受过学校军事教育者的战争。”以此来给皖军将士打气。就连曲同丰这样的北洋军阀高级将领都不知道为何而战,遑论其他。在此情况下,军阀战争能够你死我活地进行吗?这就导致军队在战争中“怠战”。名义上数万数十万兵力投入,实际战争之烈度,却大打折扣。对战争残酷程度影响更甚者,是这群武夫身上得军人德行。

  作者简介:彭涛,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门史博士研究生,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杨天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专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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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注释: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项目“北洋时期中国制治史(1912-1927)”(SKGT2011101)研究成果,并获得四川大学“区域历史与边疆学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类似于宋襄公“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似的“军德”表演,战争在军阀眼中变得具有仪式感。比如,战争开始之前,通常要慎重其事地宣战,没有警告决不发动进攻,被认为是军人的道德,公开选班、公开战争被认为是一个军人应有的起码准则。而“仁义”更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左右军阀首领的战争行为。尚其亨在分析直皖战争皖军失败原因时说:“皖军之败,虽与天降暴雨及皖军内变有关,但所以致败之重要原因则在“行军重视仁义。”比较直、皖两军战斗力,皖军有航空军及重炮队,直军无之,且无射击飞机之高炮,皖军明显居于优势;但段祺瑞“不忍严令航空队施掷炸弹,并令重炮队非至万不得已之时,不准施放重炮”,故直军得保存战斗力,并最终夺取战争胜利。

  北洋时期,皖系及直系军阀先后控制北京中央政权,但号称“中央”并得到“国际承认”的直、皖北京政府,实际统治区域并不大。皖段当国时期,东北、华北、华东、西北及西南相当一部分地区分别被张作霖、孙传芳、曹锟、冯玉祥及西南军阀控制,国民党则在广东另立“中央”,与北京对抗。直皖战争之后,直系控制中央政权,统治区域也无实质性拓展。对北洋时期的中国政况,杨荫杭尝有历代乱世之喻①;蒋梦麟用当时的中国比拟印度,认为中国军阀“像印度土大王一样统治各省”[1]147;周鲠生更是一针见血指出:“就民国全体言,则为无政府,因为事实上国中已无一权力的中心可以支配全国或其大部分。”②

参考资料:《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菜根谭》

  为改变中央政府号令不出京城、国家四分五裂的状况,皖、直两系军阀在其控制中央政权期间点燃战火,兴师动众,强力推进“武力统一”政策。战争由皖段首开,1920年的直皖战争乃北洋军阀“武力统一”的首次尝试,结果直胜皖败。直系上台之后,凭借战胜皖段的余威,更加笃信武力。在吴佩孚的极力推动下,“武力统一”全面展开,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对奉战争及与西南军阀的战争,虽一度取得对奉战争的胜利,但最终仍事与愿违,遭到失败。

  对直、皖军阀“武力统一”政策实施失败的原因,学界甚为关注,相关研究从政治角度展开讨论,提出很多有参考价值的分析。然而,战争毕竟是军事行为,单纯从政治维度解释,有时也会不得要领。以军事眼光观察,直、皖军阀进行的旨在实现“统一”的战争,很大程度上乃是一种“另类”战争:无论战争指导思想、作战方式、武器运用、战争宣传,表现都非同寻常,殊难以传统及现代军事理论及战争实践加以解释。本文拟对此略作分析研究,言其现象,析其原因,补充修正既有的研究结论。

  一 “胜负不分”的战争结局

  直、皖军阀的“武力统一”既属战争行为,讨论自然得从战场切入。由于资料有限,几乎没有可能对北洋时期全部战争的次数规模、武器装备、战场范围、持续时间、伤亡人数做出精确统计。存世的时人记载,涉及战争状况的数据,大多不甚可靠。以直皖战争双方的伤亡人数为例,有关史乘可采信者殊不数见。如汪德寿的《直皖战争记》仅寥寥数语提及伤亡:“此一役,廿六师伤人甚多”,其中团长刘振鹭深受重伤,“闻只有一营长——在桥上死守,被敌人一炮打碎”[2]166。所谓“伤人甚多”,没有具体数据支撑,难知究竟多少;有一营长被敌军“一炮打碎”,虽甚惨烈,却是听闻,不可轻易置信。吴廷燮《吴佩孚战败始末》对战争场面记述稍详,却偏重于皖军伤亡,对直军伤亡数则只字未提,而即便是皖军的伤亡,所记也十分笼统。如称曲同丰部“第一旅伤亡殆尽,第二旅亦死伤不支”,“曲军伤亡失踪者有九千余人”,“四万人之西路段军,遂伤亡殆尽”[3]99。“伤亡殆尽”,“死伤不支”,全是文学描写;唯一具体的“九千人”数据,亦是伤亡与失踪合一,但因失踪可能是暂时的,且数量有时比伤亡更多,故无法据此得知皖军损失的准确数据③。

  相对而言,第二次直奉战争因持续时间稍长,关注度较高,留下的数据较为具体。我们不妨以这次战争为例,略加分析。

  此战从1924年9月10日开始,断断续续进行了50来天。关于战争规模,《吴佩孚战败始末》一书作者称双方动员了共55万以上兵力,陆、海、空三军作战,奉军还有蒙古骑兵支持,是北洋时期规模最大的战争④;美国学者林霨(Arthur
N.Waldron)认为,战争初期双方动员的兵力达42万[4]56;曾任北京政府总统府秘书长的张国淦说,直系参战军队17万,其中7万还是援军[5]911,若反直三角同盟的兵力与之相当,则双方投入的总兵力不到40万。三种说法中,林霨教授的说法系根据各方数据比较分析之后得出,且援引的数据均有具体资料来源,较为可信。在找到更加准确的数据之前,可采纳其说,暂将第二次直奉战争双方投入兵力总数认定为42万。

  然而,战场数据与战争规模及所用武器装备似不成正比例。调查可见的各主要战场伤亡数据大致如下。1.角山二郎庙之战,直军死伤3000人左右,奉军因凭借角山之险,死伤仅800~900人[6]916,918。2.榆关之战,双方“均有伤亡”,直军第13混成旅旅长冯玉荣自杀。3.九门口之战,奉军死伤4000~5000人,直军伤亡未见报道。4.建平赤峰之役,“双方伤亡甚重”,直军建平一战死伤2000余人、赤峰死伤7000余人,奉军伤亡未见记载[7]191-196。5.沙河寨、石门寨战役是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一场硬仗,据随军记者报道,该役直军“约占参战人员20%的伤亡人员”[8]847-848,但该役参战人数不详;另据“军界人士”说,直军死伤在3000人以上、奉军伤亡250余名。6.双方争夺最激烈、伤亡最严重的山海关之战,奉军两旅共16000人,战后仅剩1400余人,直军“死伤甚众”[6]907,直军具体死伤人数未见报道,或接近奉军伤亡数。

  综合散见数据,截止战争因政变而告结束的10月24日,各主要战场奉军伤亡约1.9万人之谱。直军参谋长白坚武在19日的日记中写道:“连日敌死伤不下万数千人,精锐已耗。”⑤此时战争接近尾声,所言或可印证有关奉军死伤近1.9万人的记载。至于直军伤亡数,上述有具体统计的几次战役合计约1.5万人。山海关战役只见奉军而无直军的伤亡统计,鉴于这次战役奉军伤亡溃逃达14600余人,其中伤亡或已近万,直军在战场上即便略占优势,伤亡稍少,至少也有8000人,加上上列战役1.5万人,直军伤亡总数或超过奉军,达到2.3万人。冯玉祥倒戈后,直军因曹锟被囚而很快溃退。此战奉方将领张宗昌号称俘虏直军不下5万人,连同迭次战斗伤亡逃逸,共计20万人以上,“敌方所称精锐主力,已尽为根本覆灭之”[9]306-307。揆之前列主战场伤亡数,明显有夸大成分。若不采此带有夸大嫌疑的数据而仅据上述统计,则直奉双方在主战场的伤亡人数在4.2万人左右,再加上冯玉祥倒戈后与吴军交战中冯、胡两军5000人左右的伤亡[10]305,直奉战争主战场双方伤亡人数共约4.7万人。按照常规战争通常1∶3~1∶4的死伤比例[11],取其极值1∶3,则双方在主战场的死亡人数约为1.56万人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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